那是南方最寻常不过的一个盛夏，空气里裹挟着滚烫的水汽，只要伸手一抓，就能攥出一把湿漉漉的燥热。

六月初，蝉鸣渐渐凄厉，它们躲在老槐树繁茂的叶簇里，振动着腹部的薄膜，声音一整片、一整块地压下来。

我坐在老屋的门槛上，看着院子里的树影在地上缓慢地挪动。

我是一个木讷的人。这种木讷并非天生智力迟钝，而是一种对世界反应的滞后。当同龄的孩子已经学会用讨巧的话语换取糖果时，我还在盯着墙角的青苔发呆；当生活把一记记重锤砸在我身上时，我往往要过上好几年，才能感觉到那种迟来的、钻心的疼。

“暮秋，去把院子里的落叶扫了。”奶奶在屋里喊。

我应了一声，声音很轻，像是被热浪瞬间吞噬了一样。

拿起那把已经磨秃了的竹扫帚，一下一下地划过地面。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那是另一种声音，如果说蝉鸣是狂热的领唱，那么风吹树响就是低沉的和声。

我停下动作，仰头看去。阳光穿透叶缝，碎金般落在我的脸上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这些声音构成了一支宏大的歌。那是生命的歌，热烈、盲目、甚至有些近乎自毁的决绝。

而我，只是这支歌里一个错位的音符。

那年，生活像是一场烧过头的夏日，突然陷入了死寂。她某个午后平静地对我说：“暮秋，你太安静了，安静得让我觉得这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。”

我没有挽留，只是木讷地点了点头。

我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。我带着父亲留下的那台旧相机，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，从蝉鸣不止的内陆小城出发，一路向南。我想去看看那支歌的终点在哪里。

旅途中，我依然是那个木讷的旁观者。

我在绿皮火车上坐了三十个小时，对座的年轻人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的创业梦想，我只是偶尔点头，递给他一瓶矿泉水。他在中途下车时拍拍我的肩膀。

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其实我不是在听，我只是在感受。感受车轮撞击轨道的节奏，感受窗外飞速掠过的电线杆，感受那些在烈日下弯腰劳作的背影。

我路过很多森林，路过很多村庄。每一处都有蝉鸣，每一处都有风声。那些声音交织在一起，不断地提醒我：生命在燃烧，生命在消耗，生命在不顾一切地奔向某个注定荒凉的结局。

我变得越来越沉默，但内心的那种滞后感却在慢慢消融。那些积压了十几年的情绪——童年的孤独、少年的压抑、成年的挫败，像是一块块坚冰，在漫长的夏日行进中，开始有了裂缝。

我开始意识到，我的木讷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。因为感知太慢，所以痛苦也来得慢；但也因为感知太慢，我错过了太多本该热烈拥抱的瞬间。

我想去海边。

在我的想象中，海是所有声音的终点。所有的蝉鸣、风响、呐喊，最终都会汇入那片无边无际的深蓝里，变得安静而辽阔。

到达那个海边小镇时，夏天已经接近尾声。

空气里的燥热退去了几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着咸腥味的凉意。我租下了一间离海很近的小屋，屋子有些年头了，木质的结构散发着淡淡的霉味。

那天傍晚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，那是长途跋涉后的虚脱，也是某种情绪即将破茧而出的前兆。

我走向阳台。

那是一扇巨大的、有些生锈的木框推拉门。海风似乎在门缝里塞满了阻力，又或许是长久未曾开启，轨道里积满了沙尘。

我伸出手，按在斑驳的门框上。

我开始用力。手臂上的青筋微微跳动，我听见木头摩擦发出的沉闷声响，像是一个老人在沉重地叹息。我咬着牙，身体前倾，将全身的力量都汇聚在掌心。

“吱——呀——”

门一点点地挪动。随着缝隙的扩大，海浪的声音瞬间涌了进来，不再是蝉鸣那种尖锐的嘈杂，而是一种厚重的、有节奏的呼吸。

我费劲地、彻底地推开了那扇门。

那一瞬间，世界在我面前静止了。

没有了遮挡，入眼的是极致的蓝调落日海面。

太阳已经沉到了地平线以下，只留下一抹近乎透明的余晖。天空呈现出一种深邃而忧郁的普鲁士蓝，由远及近，颜色层层递进，最后与海面融为一体。海浪不是白色的，而是泛着一种清冷的银光，在大地的边缘缓缓起伏。

没有了盛夏的狂热，没有了生命的喧嚣。

我站在阳台上，风吹乱了我的头发。那种一直困扰我的、木讷的隔阂感，在那一刻彻底烟消云散。

蝉鸣不止的盛夏，风吹树响，其实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宁静做铺垫。生命并不总是需要高声歌唱，它也可以像这片蓝调的海一样，在沉默中包容万物，在落日后等待星辰。

我靠在门框上，看着远方那抹极致的蓝。

我依然是那个木讷的我。

海浪一遍遍慢慢地拍打着沙滩，没关系，慢一点也没关系。

在这片蓝色的寂静里听懂自己。